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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礼物

来源: 一九文学网 发布时间: 2012-04-08 02:33:10 字体:[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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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天锐今年49岁,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背心,又黑又瘦,满脸胡渣,总是皱着眉,额头上的皱纹就像是用刀刻上去的。当我主动向他伸出手时,感觉像握着一块粗糙的石头。母亲胡久红48岁,是个矮小的女人,她撩起裤腿时,会看到右腿只有左腿一半粗细,小儿麻痹症影响了她的一生。她走起路来很慢,一脚高一脚低。
  
  在一间门市房前,张天锐拉起卷帘门,神情木然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家,所有的家当。”
  
  事实上,这是一个30多平方米的铺面,屋子被一个小木柜象征性地隔成两半。外面半间几乎被几十桶脏乎乎的煤气罐塞满了,仅仅留出一条通道。屋里到处是煤气味。
  
  里面10平方米左右的半间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生活的地方。张天锐坐在一张可以半躺着的竹椅上,胡久红拉过砖头大小的木凳坐下来,我是客人,被让到了仅剩的一张靠背椅上。
  
  胡久红垂着头说:“家里只有3张凳子,碗也不够,所以儿子不大把朋友往屋里带,没地方坐。”
  
  这是一间小到毫无遮蔽的房间,除去一个淡绿色的冰箱和一台100元钱买回来的二手彩电,再没什么像样的家电。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沿着墙依次摆放。胡久红扶住那张木制的小床,“原来儿子就睡在这,这么大的孩子,从来没自己住过一间房。”停顿了一下,她接着叹气道,“没办法,太困难了。”
  
  就连这间简陋的屋子也不是他们的财产,而是每月500元租来的。在他们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的时候,这对夫妇就下岗了。除了力气,他们再没有什么求生的本领。张天锐做起了搬运工,每爬上高楼换一个重达30公斤的煤气罐,他能获得5元报酬。而妻子因为残疾,只能在家洗衣做饭,几乎没有收入。
  
  他们唯一的孩子名叫张磊,今年22岁。就在上个月,他刚刚结束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护理专业的学校生涯,也完成了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任务。这个家庭还欠着学校一年的学费——4800元。这笔钱,他们很快就要攒够了。未来的生活看上去挺有盼头,等交了钱拿到毕业证,张磊也许就将成为医护行业中稀缺的男护士。
  
  坐在他们弥漫着煤气味的家里,张磊空荡荡的硬板床就在我背后。过去,张天锐每个月给儿子400元生活费,后来物价涨了,张磊的生活费也涨到了600元。对张家来说,这笔钱得攒上好一阵子,张天锐必须为此扛上120个煤气罐。胡久红从来没有将这笔钱一次性汇出过,只能每10天给武汉的儿子寄出200元。
  
  我问他们:“张磊抱怨过吗?”
  
  母亲沉默地摇摇头。父亲却盯着墙边一辆锈迹斑斑的手推车。每逢放假,张磊就推着小车去附近帮父亲送气。“他不像别个的儿子那么聪明、读书好,但就是蛮听话也蛮老实。”张天锐慢慢地说。
  
  胡久红突然想起,就在几个星期前,儿子在家里一边帮她洗衣,一边憧憬:“毕业了我就找个事做,不管是好工作还是差工作,你和爸都不用这么辛苦了,爸不用再去搬‘坛子’了。”一家人也曾在吃晚饭时打算,如果有机会,就让年轻人去南方闯闯,存够了钱,可以回到这座县城里贷款买自己的房子。
  
  “你醒过来吧,你这么孝敬爸爸妈妈,就醒过来看看我们吧。”
  
  5月31日早上6点半,张天锐像每天一样早早开始准备一天的活计。张磊也起床了,他刚刚结束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那天正准备去医院取实习鉴定。
  
  听他医院的同事说,张磊是个听话的孩子,很受医生老师们的喜欢。如无意外,那份鉴定应该写得挺漂亮。张天锐也记得,儿子心情不错,像往常一样穿着T恤和短裤,7点钟就出门了。
  
  可已经开始送“气坛子”的张天锐并不知道,张磊并没有走出太远。仅仅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十字路口,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被一辆农用汽车撞倒。据说,当时下着小雨,好心的路人拨打了120,又用雨伞遮住了已经失去意识的张磊。
  
  20分钟后,他被送往京山县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事实上,那时除了头上一点擦伤外,他的身体表面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当张天锐和妻子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时,他们带着家里仅有的2000元现金赶往医院。看过儿子,这对父母乐观地相信,张磊几天后就能转去普通病房。
  
  胡久红决定在监护室外陪着儿子,让丈夫回家看店。他们一天也不敢丢掉自己的小生意,无论是半夜12点,还是凌晨3点,餐馆或早点铺的老板只要打一个电话,张天锐就必须马上将煤气罐送到。
  
  可管床医生袁以刚却知道,他面对的这个“蛮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情况并不乐观。在对大脑进行CT扫描后,他发现张磊的脑干已经受到严重损伤。6月2日,病人呈弥漫性脑肿胀,瞳孔变大。医院决定迅速为他进行开颅手术,三四个小时后,手术结束,瞳孔缩小。
  
  但第二天,同样的症状再次出现。当晚,张磊已经无法进行自主呼吸,不得不插上呼吸机。25个小时后,医生向家属宣告:“从临床上看,病人已经脑死亡。”
  
  这对贫穷的夫妇从未有一刻想要放弃自己的孩子。守在病房里的胡久红拉着袁以刚的手,只机械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医生,救救我儿子吧,就算只是个植物人也好。”
  
  那个年轻人躺在病床上,看起来就像是随时要醒来的样子。父母拉着他的手,哭着呼唤:“张磊,你醒过来吧,你这么孝敬爸爸妈妈,就醒过来看看我们吧。”年轻的女友程丽(化名)用手机在他耳边播放了他们曾经一起唱过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可是奇迹并没有出现,没有一种声音能将张磊唤醒。按照亲戚们的指点,夫妇俩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野生河鱼,然后在河水里将鱼放生。随后,他们又将儿子的衣服裤子收好,请人带去“收魂”。胡久红感到,自己就像疯了一样,“只要能救儿子,我们什么方法都不拒绝”。
  
  他们不懂,躺在病床上的张磊还有心跳,怎么就被宣告了“死亡”。医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围住他的病人家属解释脑死亡的含义:病人无自主呼吸,一切反射消失,脑电静止。
  
  几个小时后,这对夫妇终于接受了这绝望的现实,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张天锐用双手捂住了脸,“孩子就是我们的希望啊,现在,希望变成了肥皂泡,什么都没了。”
  
  “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
  
  6月5日早上8点,张天锐瘫在病房前“动都不能动”,胡久红被自己的姐姐搀扶着走进医生办公室。她小声地向在场的医生说出自己的决定:“儿子没希望治好了,我们想把他的器官捐出来。”
  
  这是个不大的县城。一个当地人悄悄告诉我:“这里很忌讳这个,要留个全尸,如果传出去了,恐怕在当地连生活都生活不下去。”
  
  可是最初,胡久红还来不及考虑这些。医生向她解释“脑死亡”时,曾经提到国外的人对脑死亡的接受度比较高,很多脑死亡患者都进行了器官捐献。那时,这个母亲已经接近崩溃,但这句话却好像突然给了她启示。
  
  在家里,夫妻俩每天辛苦工作之余,唯一的娱乐生活就是打开那台100元的破电视。他们舍不得买机顶盒,便偷偷地将一条天线接出屋外。尽管只能收看到中央一台和京山县电视台,可电视剧里“捐眼角膜”的情节却曾深深地打动过他们。
  
  张磊被宣布“脑死亡”的那一晚,夫妻俩仍旧守在病房外。矮小的母亲靠着医院的白瓷砖墙壁,她站不稳,眼睛也哭坏了,连报纸上的字都看不清。
  
  “当时什么感觉都没得,就是痛苦。”胡久红呆坐在小板凳上,说到那个晚上,眼里几乎没有了光。
  
  她幻想着有人来救救儿子,大脑坏了,能再移植一个健康的大脑吗?不能,当然不能。“我那时就想,医院里别人的孩子,也许肝坏了,肾坏了,他们也像张磊一样,等人救啊。”
  
  当胡久红把捐献器官的念头提出来时,周围的亲戚们都沉默了,没有人表示赞同。这个小个子女人一辈子都脾气温顺,只有这一次,倔强得令人吃惊。“孩子是我生的,我有这个权利!”她不容分说。
  
  如今,这对夫妻已经记不清,他们在这个念头上究竟来来回回地挣扎了多久。两人整夜抱头痛哭,张天锐决定顺从妻子的主意。“孩子烧了,也是一把灰,捐了,没白来这世上一次。”
  
  在整个县城里,这是第一宗遗体器官捐献的案例。最初,医护人员们甚至不知道捐献该从何入手。一位泌尿科医生主动提出,自己曾经在武汉参加过器官移植方面的培训,可以帮忙联系武汉市红十字会。
  
  6月5日上午11点10分,武汉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骆钢强带着3名医生赶到京山县城。
  
  这是他第一次在重症监护室外见到张磊的父母。那时,胡久红垂头丧气地坐在病房外发呆,“很可怜的样子”,张天锐则躺在医院的地上,“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这对匆匆做出决定的夫妇还不清楚自己即将面对什么。他们甚至不知道儿子究竟有哪些器官可以捐献。
  
  胡久红心里想着,就捐对眼角膜吧。
  
  可骆钢强却发现,年轻的张磊身体健康。他尝试着提出,眼角膜、肝脏、肾脏和一部分皮肤都可以进行捐献。
  
  对于这名已经在红十字会工作了20多年的工作人员来说,“劝捐”绝不是轻松的工作。最常见的情况是,他会被愤怒的家属连推带搡撵出医院,“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滚!”
  
  可眼前的夫妻俩,除了悲伤,反应很平静。张天锐想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
  
  “捐一个器官和捐几个器官的程序是一样的,都要开刀。不过,捐的器官越多,做出的贡献越大。好多人等着救命啊。”骆钢强劝说道。
  
  “总是捐,不如多捐些。”张天锐用劲地抹了一下眼泪,和妻子在早已准备好的器官捐献协议书上颤颤抖抖地写下了名字,同意进行无偿捐献。
  
  “还有没有什么要求?”骆钢强问。
  
  “将来能告诉我们受捐的人在哪儿吗?我们想知道孩子在哪里活着。”张天锐问。
  
  骆钢强不得不让这对父母失望了,原则上,捐献者与受捐者之间应该“互盲”。张天锐失望地点点头,“那算了,只要他们健康。”
  
  当他们走出门外时,连日来也一直守候在医院的亲戚和张磊的同学都围了上来。“捐什么了?”有人问。
  
  “眼角膜。”这对老实的夫妇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
  
  “不敢和他们说啊。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后走时能是一个整身子。”张天锐叹了口气。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张磊去世后,有人提着香蕉和苹果来看望他们,却问道:“捐献器官是不是收钱了?”
  
  张天锐感到,有人在背后戳他们的脊梁骨。也正因如此,他们拒绝了此前所有的采访,生怕被更多人知道。在记者去采访的第一个晚上,他们把记者引进屋,然后把大门紧紧地关上,同时反复地叮嘱记者:“白天人太多,千万别来找我们。”
  
  决定放弃对张磊的治疗时,讲话一向粗声大气的父亲站在病床边哭了,“儿子,原来你要帮我去扛气,我都不愿意。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不想。但把器官捐了,就好像你还活着。我把你养育一场,也值了。”
  
  母亲已经根本说不出话来,她紧紧抱住了儿子,用自己满是泪水的脸颊贴紧了儿子的脸颊。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拥抱。
  
  16点40分,管床医生袁以刚拔除呼吸机,将“就像睡着了一样”的张磊推进手术室。心电图显示,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的心跳由100多次,慢慢降为30多次。17点整,心电图成为一条直线。
  
  张磊走了。
  
  “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来自武汉市同济医院和湖北省人民医院的3位医生,从这个年轻的死者身上获取了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一颗肝脏以及2000平方厘米的皮肤。这些器官被分别包好,放在天蓝色的冰桶里。然后,他们就像对待一个刚刚结束手术的病人那样,小心翼翼地为遗体进行缝合。
  
  同在手术室里配合这台特殊手术的袁以刚还记得,医护人员最后为这个年轻人穿上了他姑妈买来的白衬衫和西装,笔挺笔挺的。这是张磊一生中第一次穿这么正式的衣服。根据当地的习俗,家人还请医护人员用一些小拇指般粗细的带子系住了张磊的袖口、裤腰和裤腿。
  
  当一切结束后,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尊重,3位医生以及一名护士对遗体进行三鞠躬。
  
  这个“必须比120还要快”的小团队没有在县城多逗留一分钟,他们带着张磊生命的一部分,于6月5日夜里11点到达武汉。
  
  仅仅就在10多分钟后,51岁的王荣(化名)成为第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病人。这个女人被可怕的肝硬化已经整整折磨了一年,基本只能在医院卧床。她的消化道早已不能工作,1年来,除了稀饭和面条她几乎没有吃过其他东西,体重掉下整整25公斤。
  
  她的手臂瘦得像根竹竿,腹部却被积水充满,鼓了起来。她一度以为,“没得希望了”。肝源太少,王荣的一些病友整整等了两年,还有更多人,在漫长的等待中死去了。
  
  因此,当6月5日下午,这个女人在被通知前往同济医院参加配型时,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人生会出现这样的转机。配型结果显示,她可以接受器官移植手术。
  
  如今,当我在重症监护室里见到她时,尽管她身体极其虚弱,但腹部的积水已经消失。曾经由于肝病而发黄的眼白,也正慢慢褪回原本的颜色。等到出院,这个整整一年都在挨饿的女人,最想喝一碗莲藕排骨汤。
  
  她是从医生那里听说捐赠者是个22岁的小伙子的。我本来必须趴在她嘴边才能勉强听见她说话,但一提起这件事,她努力用双肘将自己从病床上撑起来一点,用尽最大的力气说:“我儿子今年也24岁了,我真感觉他的爸爸妈妈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我晃了晃手里的相机,问她:“能给你拍张照片吗?”
  
  她点头表示同意。当镜头对准她时,她笑得很灿烂,伸出左手,比了一个V字手势。“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她说。
  
  第二天凌晨,天还黑着,蓉蓉已经躺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这个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只比张磊大3岁,可11年前,她就得了慢性肾炎。
  
  这个贫困的家庭不得不举家搬迁到武汉治病,父母以卖菜为生。蓉蓉一直成绩优秀,考入了这座城市一所“211高校”的财会专业。可就在进入大学的那一年,她由肾炎转为尿毒症,再也没有排尿。此后,她每个星期要去医院透析两次,手臂上密密麻麻地全是扎针时留下的疤痕。
  
  在发给我的短信里,这个女孩说她喜欢穿时装。可是她的妈妈告诉我,开始透析后,她就再也没有穿过短袖上衣。
  
  有时,她觉得熬不下去了,就问妈妈:“你为什么要救我。我活着,我的亲人都跟着一起受折磨。”***妈流着眼泪重复着这些话给我听,“好多人都让我放弃她,可那是我的女儿啊!”
  
  几乎就在撤走张磊呼吸机的同时,蓉蓉接到了前往医院进行配型的通知。结果是可以移植。
  
  凌晨3点半,蓉蓉握了握妈妈的手,然后被推进手术室。3个多小时后,医生出来告诉焦急的母亲:“手术很成功。”
  
  几天后,从网络新闻上看到对张磊的报道时,全家人才猜出这颗肾脏的来历。蓉蓉妈妈的眼圈红了:“做父母哪个不晓得失去孩子的心情。他的爸妈好伟大,救了好多人呐!”
  
  紧接着,又有一名30多岁的尿毒症患者进入手术室。4个小时后,他成功换肾。现在,他已经可以摆脱透析机了。
  
  等到时钟指针转动到6月6日早上8点,右眼几乎完全失明的李可(化名)在同济医院接受了角膜移植手术。6年前,她因一次小感冒而感染角膜炎,如今,角膜已经溃烂、穿孔。因为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她常常撞在墙上摔倒。为了今天的这只角膜,她已经足足等待了5年。两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就在当天,她发现自己的视力恢复到,“能看见桌子和树了”。
  
  与其他受捐者一样,她也不知道捐赠者的信息。“只听说他很年轻,真的谢谢他,谢谢他的家人。”她曾经向媒体表示,自己和妹妹也愿意捐献器官。“如果不是这位好心人,我可能一辈子都看不见。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张磊的另外一片眼角膜,被小心地存放在同济医院眼库内一台绿色的冰箱里。医生说,过不了多长时间,这片年轻的角膜就将带给另一个病人以光明。
  
  “我会好好赚钱,照顾你,照顾爸爸妈妈。”
  
  6月5日傍晚,获取器官的手术刚刚结束,为了避免熟人看到,几个亲戚快跑着把被白布单裹好的张磊运进医院楼下的殡仪馆车里。第二天,张磊被火化,骨灰送回老家祖坟,他的背后是一片松树林,面前种着高粱和西瓜。
  
  回到县城,胡久红必须不停地干活。她希望自己一刻都闲不下来,这样就不会想到已经离开的儿子。“心情就像现在的下雨天一样,冰冰凉凉。”她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
  
  有时,她在擦地,恍惚觉得儿子就坐在床上,“我和他说说话,就像他还没走,只是我摸不着他。”甚至现在走在街上,她看到别人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地经过,心里也疼。
  
  这些年,这对夫妇一直在为生计发愁。京山县已经有一些住宅区安了天然气,眼看着,送煤气罐这个生意就要搞不成了。他们也想过带张磊出去旅游,可是没有时间,更没有钱。他们窘迫地回忆起,平常挺少和孩子聊天。
  
  我问:“张磊有什么爱好吗?”
  
  父亲说:“有时愿意看看小说。”
  
  母亲却反驳:“没有,啥时候看过小说。”然后,两个人各自别过头去。
  
  张磊的书本和衣服,已经全部“烧”给他了。根据当地风俗,后辈没结婚仍然算小孩子,未能尽孝于父母,家里不设灵堂。
  
  胡久红费力地跪在已经裂缝的瓷砖上,从床底拉出了一个小木箱,取出一个被黑色塑料袋层层包住的小包裹,里面放着张磊生前仅有的5张照片。这是一个白净秀气的小伙子,喜欢穿白色的衬衫,在镜头前,总是笑呵呵的。
  
  我问他们:“后悔捐献吗?”
  
  “捐了,起码还能让孩子的一部分继续活着。”张天锐回答我。
  
  他沉默了一阵,又低声说:“但孩子死得惨,死了之后还要开膛破肚,叫谁也是难受的。”
  
  他决定出去透透气。胡久红离我坐得更近了一点,压低了声音说:“我整夜整夜睡不着,闭上眼睛就看见儿子的脸。”她向丈夫的方向张望了一下,“怕他爸爸担心,不敢和他说。”
  
  6月15日,夫妻俩来到位于武汉市石门峰陵园的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张磊”是这块灰色石碑上的第385个名字。他们蹲下身去,轻轻地摸了摸那两个字。
  
  半年前,张磊在京山结识了小他两岁的女友程丽。比起为生存忙碌的张磊父母,程丽似乎更了解这个年轻人:他心地好,说起话来总是细声细气的。他喜欢听陈奕迅的歌,喜欢玩“魔兽”,有时也去打打桌球。他的笑容总是“很有感染力”,在KTV里,这两个年轻人常常合唱“五月天”的《知足》,因为里面的歌词写道,“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怎么拥有……”
  
  像很多恋爱中的年轻人一样,程丽喜欢幻想自己未来的家,比如,“结婚照要挂在哪面墙上”,“书柜要什么样式的”。张磊总是笑着听,并向年轻的恋人保证:“我会好好赚钱,照顾你,照顾爸爸妈妈。”
  
  一切都已经计划好了。等到张磊的工作稳定下来,他们就去两家见双方父母,定下婚期。
  
  “总之,跟他在一起,怎么样都好。”这个刚刚20岁的女孩羞涩地笑了笑,眼角却依旧挂着忧伤。
  
  2011年5月31日早上7点,22岁的张磊在小雨中走出家门,他拿起手机,打电话给程丽,督促她起床上班,不要迟到。他们正在电话里开心地聊着,程丽突然听到一声闷响,手机里再也没声音了。
  
  ——非原创。22407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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