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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翻译的诠释学理论前提

来源: 一九文学网 发布时间: 2011-07-20 13:55:45 字体:[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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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提 要:儒家经典翻译是儒家思想域外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经典以更广阔的视域获得继续存在的基础。对于儒家经典的翻译不仅要以西方的诠释学理论为指导,同时掌握儒家经典诠释的特质性原则也必不可少。译者掌握中西方诠释的共性与个性,是儒家经典翻译的前提与基础。
  关键词:翻译;理解;诠释学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terpretati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as an Example
  Cao WE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Translated edi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 of Chinese Classics extraterritorial propagation, and it is also a way for its continious existing in a broader visual threshol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the interpreter only depends on the Hermeneutics theory of Western is not enough, the grasp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terpretation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A interpreter’s grasping ofthe gener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and Chinese interpretation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Key words:interpretation; understanding; hermeneutics
  
  1 儒家经典翻译的形态论说
   “西方中心主义”桎枯下的儒家经典翻译
  在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传教士翻译中国儒家经典,主要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 希望从这些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的证据,使中国人皈依基督。20世纪是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儒家经典的高潮时期,在宗教思想渐隐而启蒙价值凸显的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多被当成衡量中国儒家思想的尺子。但是,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带给西方的迷茫,加之美国学者杜维明倡导的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兴起,引发中国经典翻译研究的热潮,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中国儒家经典研究的新局面。
   “对话与诠释”下的经典翻译
  美国儒学研究的两大学派“波士顿儒学”和“夏威夷儒学”分别强调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对话”和对儒家思想的域外“诠释”。 在此影响下,西方的(主要是美国和英国)中国儒家经典翻译呈现出将儒家与西方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平等主体,与西方哲学构成“对话与诠释”的关系。
  从《论语》的翻译来看,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1972年首先在《孔子:即凡而圣》(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中批判和反思西方孔子思想研究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他站在“文化特殊性”的立场,希望通过《论语》的翻译发现其中的哲学性睿识洞见。之后,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和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分别从“文化普遍主义”立场出发,发现孔子《论语》思想中的普遍问题。20世纪90年代,郝大维和安乐哲联手出版的《通过孔子而思》通过运用“比较哲学”立场,将“翻译”提升到学术和文化互惠事业,希望通过文化比较,以一种自觉的哲学态度来实现中国哲学文本更深层次的翻译和诠释,寻求文化间的彼此认可,最终实现把共性和差异性作为处理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方法。
  从英译《论语》的形态和发展方向看,《论语》超越了仅仅作为西方价值标准附会的文本,西方人正在力图将人们带入孔子的独特思想境界中,使孔子哲学成为当下“对话”的一个潜在的参与者。这一点时代的需要也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一个关节点。所以,如何将以《论语》为首的中国儒家经典翻译成既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又具有时代精神的经典作品,是当今经典翻译的一个重要课题。
  2 作为一种翻译活动与诠释学关系的儒家经典翻译
   翻译与诠释
  儒家经典翻译首先是作为一种翻译活动的结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由于翻译与解释都是基于文本展开的一种理解活动,所以它们具有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诠释学作为一种研究理解与解释的学科,最初是为了正确解释《圣经》中的语言。理解是对语言理解,解释是对语言的解释,所以语言是理解与解释的媒介,也可以说语言是诠释学的起源和归宿。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解释”,是不同语言之间的意义转换行为,语言是其根本条件。解释在伽达默尔看来,是从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转换到自己熟悉的语言世界。前者既可以指母语之内的不属于某个人的语言世界,同时也可以指非母语的语言。这样,解释既可以指“语内的解释”,也可以指“语际间的解释”。所以,翻译在哲学诠释学的视阈内是“语际间的解释”,是解释的特殊行为和一种解释类型。
  所以,儒家经典翻译首先涉及对它的理解和解释。只有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译者才能不断超越自己的世界观,进入别的世界观,与其它文明“对话”。 儒家经典翻译首先要考虑从其“经典性”。“经典”首先是一种文本,这种文本是把一些人们自在的语言和行为进行自觉定型过程的结果,包含某一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一些文本之所以被称作经典,是因为它们充满鲜活的生命智慧,蕴含着人类追求的某些基础性意义,能够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展现某种理路,启迪人生的方向,成为历史行动的动力。这些功用是它的诠释者给我们的解读,因此给“经典”命名的是它的诠释者。所以,“经典”之为“经典”,首先是诠释者的理解和解释,“经典”并非只是原创者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诠释者塑造和重构的。其次,“经典”需要诠释者与之不断“对话”,使释意不断翻新,富有现代意义并与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经典本身在这种开放性的诠释过程中不断革新与充盈。
   儒家经典翻译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的学术史上没有一种作为理论出现的诠释学,但是,思想家们正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不断诠释来传承一种思想传统,构建哲学体系。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与它的后代诠释者的努力分不开。所以,对于“经典性”的准确把握,是深刻把握经典内在机理的前提与基础。比如,《论语》自成书以来诠释者甚众,在南宋已经把对于《论语》的诠释称为“论语学”。任何一个翻译者也不可能穷尽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对于《论语》的诠释,但是对于中国经典诠释者(尤其是儒家)的诠释特征的总体把握是准确把握《论语》的关键。儒家的经典诠释传统隐含着一种儒学特有的核心精神。它有别于西方的神学诠释学、哲学诠释学。《论语》之为儒家经典,必然是对儒学特有的核心精神的彰显,所以儒家经典诠释特征就构成理解《论语》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理解的本质就是解释,翻译是解释的一种类型,所以儒家经典诠释特征便是《论语》英译的诠释学理论前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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